杨建新：“要建立我国自己的民族学体系，从研究‘差异’到重视‘交融’”

 

       “习近平同志一边翻阅书架上的书，一边询问关于民族学的问题，很和蔼、很亲切。”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原主任杨建新回忆着十三年前的那次在兰州大学的见面，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习近平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关切。

       “那次见面时，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存在一些国家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太理解、甚至存在误解的情况。”杨建新从习近平的关切中体会到了党中央对民族关系与民族交融的重视。

       巧合的是，在民族差异性研究做了近半个世纪后，杨建新的研究视角也已经转向了关于民族交融研究。2000年前后，杨建新猛然意识到，如果只是因循西方民族学体系，单纯研究民族差异，对少数民族奇风异俗猎新猎奇，那么民族学研究只能处于边缘的位置，不能很好地服务支撑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所以要建立我国自己的民族学体系，从研究‘差异’到重视‘交融’，分析清楚各民族共创中华的过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杨建新说。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迈入民族学的大门，到八十年代较早展开丝绸之路的研究，再到世纪之交致力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当问到杨建新为什么他的研究能够一直紧跟国家发展步伐、甚至走在时代前列？他这样回答：“我在求学阶段就入了党，我一直相信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认识到党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国家好了个人才能比较好地发展，所以我对国家大政方针关注得多、接受得快、思想转变得快。”

       杨建新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感觉历史是一次次把我‘推’向研究的。”正如一条河汇入另一条河一样汇入主流，自然而然，一气呵成。

       兰大历史系的杨建新，毕业留校时就接到了前往东乡族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任务，这是中央在全国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的一部分。“这次经历让我认识到了民族问题很重要，历史系刚毕业的我就像一张白纸，这次经历给我在白纸上画了一笔。”

       调研结束后，杨建新前往中央民族大学进修民族学，开展蒙古族、藏族的史地研究。1965年，他返回兰州大学，教授《中国少数民族概论》，期间他将教书讲稿归纳为《西北少数民族史》一书。“后来民族学能拿下兰大第一个文科博士点，与我们有这种史论结合、资料扎实、系统性强的著作关系很大。”杨建新说，“一般的文章读起来可能像白开水，而有积淀、有创新的成果就像香气四溢、气味浓烈的茶一般。”

       而杨建新的第二杯“茶”———《丝绸之路》，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酝酿的，也成为学界较早探索丝绸之路文化意义的研究成果。“如果不是文革后期，参与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我的视线还停留在西北少数民族身上，没有关注到中亚地区。”

       文革后期，中苏关系紧张，杨建新受邀参与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较早摆脱了文革的漩涡。那几年，他整日埋头在书堆里，翻阅了大量中亚相关的资料，在此过程中打通了西北少数民族和中亚地区的知识地图，开阔了眼界。

       此时“丝绸之路”的线路清晰地展现在杨建新的脑海中。“当时国内外丝绸之路的研究多集中于地理路线的探讨，我想提出自己的看法，从民族、商品、历史等多个角度来研究丝绸之路。”1981年，杨建新《丝绸之路》一书出版，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丝绸之路历史形成、分期分段、文化变迁、族群关系、历史作用的重要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中华民族共同体究竟是什么？”这是自世纪之交到现在，杨建新在思考的一个主要问题。从十八大报告中，杨建新细心地体会到“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背后的内涵；从十九大报告中，他又更加感悟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杨建新认为需要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定义。“我认为是各民族共创了中华，各民族间是多元一体的关系，各民族一律平等，交往交流交融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杨建新说。

       退休之后，有了更富裕的时间，杨建新觉得“退休后研究问题不着急了，也更加深厚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考整日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他笔耕不辍，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写成论文、做成报告。杨建新说：“我一辈子的愿望，就是想干个事，能干个事，我就舒服了、满足了。”

       《兰州大学报》期次：第10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