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大家谈】王乃昂教授：读书行路四十载，坚守奋斗天地阔

 吾辈平生或可实现诸多理想，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无疑是地理工作者一生的追求。弹指一挥间，余自1979年到兰州大学研读地理之学，倏忽已逾四十载。庚子鼠年伊始，恰逢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多日居家赋闲，得将四十年读书行路的点滴收获，集成三条，分述于后。

       坚守具有长久价值的学科领域，于博览群书中凝练科学问题及研究方法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来自文献。对于提倡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地理学来说，具有宽广的知识结构是增强适应能力、良性竞争和后发优势的重要保障。所谓地理，就是指“地球上的道理”，不啻是学习地貌、气候、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学问。举凡城市、村落、人口、民族、宗教、语言、交通、贸易、工农业等，只要是地球表面所看到的各种景观及其内涵信息都是学习的范围。同时，还要对地表各区域的独特性进行理论解析，透过“现在”预测“未来”。因此，要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必须是“八条腿走路”才行。除本学科的知识外，还要有更宽广的跨学科知识背景，诸如数学、逻辑、地质、大气、生物、经济、历史、考古等等。

  从我读本科到留校任教、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并不像现在这样物质富裕、资讯发达。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各种专业图书还较为缺乏，大家在图书馆能借到一本专业参考书，真可谓爱不释手。遥想当年，年轻的我们经常往返的地方被称为“三点一线”，就是今天积石堂所在的图书馆、大学生活动中心附近的食堂和拐角楼宿舍。在兰大读书和留校初期，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做“书虫”，几乎翻遍了所有的专业书籍，以致有后来的学生会拿着当年填写过的借阅卡送给我作留念。正因为充分利用了图书馆查阅文献和备课，日后才能够参与编写《中国的沙漠和绿洲》一书和《自然地理学》教材，主编《甘肃省自然地理志》，在《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史研究》等权威杂志发表论文。今天看来，正是广泛阅读形塑了自己早年的书斋型治学特点，才得以立足“第二故乡”读书工作至今。

 著名地质学和地理学家翁文灏先生，1925年在天津南开大学科学馆开幕典礼上作“为何研究科学、如何研究科学”的讲演，他说：“研究科学为利益人生，增进人类的知识，即所以改善人类的生活”。他在提到入手研究科学的方法时，认为应分三步：第一步是找问题，第二步是找方法，第三步是找材料。从学术史角度和创新研究方法看，吾辈理应将前人的所有研究成果都了解透彻而免于做重复性的工作，这就需要精读最新和经典的研究论文、权威性的代表作和外国文献原著等，要在各家学说中寻找其理论体系内部的不协调，两个不同理论之间的抵牾以及理论与观察、实验的矛盾，借为凝练出有发展前景的科学问题及其研究的必要性、重要性、新颖性等。因之，惟其博览群书、穷尽资料、批判性阅读，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持续开展特定地域的科学考察，于观察访谈中寻找研究材料及项目课题

 地理学是一种原理和方法，其精髓在于发现，这自然离不开野外工作。地理环境是复杂系统，既有自然，又有人类活动诸因素的影响，要认识一个地域的独特性，揭露其发展变化规律，决不是一朝一夕的简单调查所能为功。因此，要取得好的研究成果，就必须是系统、深入的反复持续考察研究才有可能。19世纪，俄罗斯著名地理学家谢苗诺夫斯基，一生致力于研究天山，学术造诣很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后来干脆改名为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到20世纪30、40年代，同时从事一种专题和一个区域的研究，是大多数美国地理学家的双重化专业方向，时至今日依然有镜鉴价值。这启示我们，地理学者要尽量利用在地资源，终其一生立志研究一个特定的地区，力争成为这一区域的专家。

 我们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现有两个研究团队，主要开展干旱区沙漠与高山带冰川研究。多年来，一直奔波在西北乃至全国的崇山峻岭之中。在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在祁连山、西秦岭、横断山脉和台湾高山，都留下了吾辈学人长途跋涉的足迹和10多处兰州大学野外观测台站。为解决中国北方历史时期沙漠化成因和时代的学术争论，我带领研究生连续十多年在沙漠地区顶烈日、冒酷暑，进行了广泛的野外考察，行程逾十万公里，得出了迄今为止较为详尽的历代古城址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化序列，为进一步探索历史时期沙漠化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关系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还发现多处汉、唐古城墙体中夹有“夯层沙”，通过对其成因、时代及其环境意义的分析，得出了在这些古城兴建之前贺兰山以东的草原地带就已存在沙漠化的结论。

 “科学研究的50%是寻找和发现问题”。在带领青年教师和学生外出考察时，借鉴曾国藩的“五勤之道”，要求大家尽量做到“腿勤”“眼勤”“手勤”“脑勤”和“口勤”，即多走路、多观察、多动手、勤思考和多交流，包括走访地方学者、农牧民等，从观察和访谈中获得具有研究价值的材料或线索。近二十年来，我们团队对中国北方沙漠的持续考察研究业已取得了很多进展。2009年从北向南首次成功徒步穿越世界上沙山最高大的巴丹吉林沙漠，继后又走遍了该沙漠腹地的100多个湖盆，对湖泊数量、泉水钙华、岩画分布、文化遗存、牧民居住点等基础地理信息，可谓达到了如数家珍、耳熟能详的程度，被当地司机、牧民戏称为“沙漠王”。特别是在沙漠地区新发现了古湖岸线、钙质根管、泥炭层、砂楔、手形岩画和新石器文化遗存等宝贵的研究材料，我们已先后获批10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主持2个国家研发项目课题或行业科研专项。与此同时，我们还提出了“大湖期”“泛湖期”“成炭期”“暖岛效应”等科学概念，拓展了古气候研究的领域，初步探明了巴丹吉林沙漠高大沙山-湖泊群格局的形成机制与演化规律，发表相关研究论著200余篇、部。

 长期关注相近学科的研究进展，于融会贯通中达成知识迁移及科学传播

 《诗经》有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地理学的特点之一是融通文理、“史地不分家”，借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融合科学”或“综合集成”。人类对地球空间秩序的发现是近代基础科学诞生的前提。换言之，从分布的机理寻求事物的本质和属性，是地理学方法的科学意义所在。这种方法，在相关历史地理研究中显示了其“以地证史”的特殊价值。众所周知，在中国北方沙漠分布有不少汉、唐遗址，若干重要古城的位置与时代，诸如朔方郡、居延城、玉门关、六胡州等一直存在歧义。我们在连续多年对毛乌素和库布齐沙区考察的基础上，采用地图叠置、遥感影像、历史文献、考古发现、测年技术等跨学科交叉方法，确定了明长城兴武营是唐代“六胡州”的鲁州所在。这一发现，不仅提供了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的时空坐标，而且对解决“六胡州”地望问题提出了切入点，得到主流专家、地方学者和韩国电视台的认同。

 历史地理是以史料考证为主、实地考察为辅的历史学专门学科，也就是主要依靠史料进行研究，实地考察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印证史料，或对史料进行补充。由于受到各种原因、尤其汉文典籍缺乏的制约，在西北干旱区进行历史地理研究，仅凭文献考证难以得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例如玉门关及其所在镇戍，是丝绸之路具有枢纽性功能、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关隘，曾出现在无数名诗佳句之中。汉代以后，玉门关东迁到今甘肃省敦煌市以东的瓜州县境内，这已成为考古学、历史学界的共识，但唐玉门关的地理位置和具体遗址争论颇大。我们采用历史文献与考古遗存互证的方法，从区位、地貌、水资源、交通、军事等维度切入，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视角和合理看法，近日将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刊出。

 除了科学研究和教学任务之外，作为大学教师还有一项义不容辞的工作，那就是科学普及或科学传播。基于这一认识，我们于2017年5月创建了“地理发现与探索”微信公众号，以弘扬优秀文化、服务社会大众为宗旨，以推进地学知识普及、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目标，围绕与社会公众紧密相关的热点话题，已逐渐形成一个包括学术争鸣、考察纪实、大漠穿行、活动通知、新闻快讯等5大板块在内的知识传播平台。自2017年至今，已累计推送40篇科普文章，其中原创达30余篇，在专业领域及社会大众中均引起热烈反响，极大提高了兰州大学地理学科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回顾过去的四十年，如果一定要说什么心得体会的话，1998年可谓是一个分水岭，是本人治学路径从书斋走向荒野的一个转折点。前二十年资讯、经费短缺，不得不在图书馆“闭门造车”；后二十年科研条件虽有改善但时间又感不充裕，尤其长年奔波在野外，有很多工作亟待完成。展望未来，地理学在任何时代都有其不可替代性的独特价值，堪称前景广阔，吾辈尚需努力。当此特殊时期，学校以“治学大家谈”命我写点东西，虽才疏学浅，亦未敢消极懈怠。现勉为其难，奉上小文，权可聊以自赏，兼与同道共勉。

 （作者简介：王乃昂，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原院长，兰州大学冰川与沙漠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副秘书长、甘肃省地理学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