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苞先生其人其事

 

       谷苞与费孝通

       谷苞生于1916年9月，祖籍湖南，祖上是左宗棠率领的湘军后裔。谷苞幼年受过新式学校教育，19岁的时候，他考上清华大学，受过现代高等教育。在时代变革中，谷苞始终胸怀爱国爱民之心，以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为己任，逐渐成长为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赤诚爱国的清华才俊

       青少年时期的谷苞所生活的兰州处在新旧思想交替转型期。一方面，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思想通过共产党员在兰州得到有效地传播，开设现代科学课程的新式学校在兰州得以开办。另一方面，甘肃地方军阀专权。军阀为了自身利益，强行种植鸦片，促使粮价上涨，给当地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谷苞小时候亲见兰州难民饿死并被扔进万人坑的现象，他也亲历当时统治甘肃的刘玉芬军队言行不一和底层人们的艰难的生活。这些经历对谷苞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谷苞童年时家境贫困，祖父和父亲靠街头小买卖养家糊口。在此家境下，其祖父原本想让谷苞先生念完小学就去学一门手艺养家糊口。然而，在生活艰难的时代，当时没有一个手工业者愿意添加一口吃饭的学徒。于是，谷苞在1923年进入半私塾、半现代的皋兰兴文小学接受传统和现代教育。

       谷苞1935年考上清华大学，入学志愿原为外语系，因为社会学系有民族学专业，所以他改入社会学系。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谷苞参加了一二·九学生爱国示威游行，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6年，他利用寒假到宛平、良乡、涿州等县向农民宣传爱国抗日思想。抗战爆发后，他被迫中止学业，辗转回到兰州继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此时，恰逢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西北考察教育，在顾颉刚教授的支持下，兰州的抗日宣传刊物《老百姓》旬刊诞生了。《老百姓》旬刊由顾颉刚教授担任社长，谷苞先生担任编辑，运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抗日，呼吁民众救亡图存。

       1939年夏，谷苞奔赴已搬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复学，谷苞追随陈达、潘光旦、陈序经等前辈学习社会学，并师从陶云逵教授学习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课程，并在课后大量阅读《西域传》《吐蕃传》等少数民族历史传记。

       1941年夏，谷苞先生从清华大学毕业后随即进入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当助教，因无意长期从事人口问题和统计学的研究，不久便参与到吴文藻、费孝通两位先生主持的、由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组的社会学研究室从事社会调查工作，并成为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的助教。从此，谷苞和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情谊。社会学研究室设在云南呈贡县城西侧的魁星阁，成为影响后来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发展进程的研究室。在费孝通指导下，谷苞完成题为《传统的乡村行政制度》书稿。在这项研究中，谷苞对云南昆明呈贡县乡村的传统行政组织做了严密、细致地调查，并对民国时期云南基层行政组织的作用做了客观的分析。书稿中部分论文在当时昆明出版的《自由论坛》和重庆出版的《新经济》刊物上发表。文章发表后，中国共产党当时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在《杂志摊上》一栏中撰文对谷苞的社会调查进行了鼓励。

       在魁星阁社会学研究室，谷苞开始人生第一次科学、规范的调查研究。这段经历磨炼了他独立从事调查研究能力，让他深刻领会到科学研究的精神、方法、情怀和旨趣。为他后来从事民族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西北民族学教育的拓荒者

       谷苞自1944年秋回到兰州，从1944年到1949年，他在兰州大学专心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主要开设民族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课程，这是西北地区高校教育中首次由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学者开设的民族学课程。在这之前，出现了许多关于西北民族地区的游记和探险考察，受过人类学训练的美国传教士埃克瓦尔和比利时传教士许让神父在传教之余开始调查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情况。李安宅和于式玉也在拉卜愣寺做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发表一些关于夏河藏区的介绍文章。但是，此时的西北地区高校的民族学教育仍是一片空白，谷苞在兰州大学开设的民族学课程自然开启西北高校民族学教育的先河。

       谷苞在带课之余，还从事长期的社会调查。他把魁星阁社会学研究室学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运用到卓尼藏区的社会调查中。1946年8月，在当时的国立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的支持下，他前往卓尼及附近地区从事历史、经济、土司制度和社会习俗方面的田野调查。这段长达半年的调查经历，他住在藏民家里，学习藏语，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获得了大量关于卓尼藏区的经验资料。这段经历不仅让他积累了丰富的调查经验和资料，而且，他还写出《汉人怎样的定居于卓尼藏区》《卓尼藏区的土司制度》《朱扎七旗的总承制度》《为筹边者忧》等十几篇有关甘南卓尼和迭部地区的调查作品，成为国内运用现代学术规范研究卓尼、迭部藏区的先行者。在实地调查中，谷苞细致地勾勒了卓尼藏区土司制度情况。同时，谷苞还生动地分析半农半牧的卓尼地区汉族和藏族之间在土司制度和时代背景的交织中所产生的互动交融过程。

       谷苞还对甘肃会宁和河西汉族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开展了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会宁县韩家集调查》《河西—农民的地狱》和《河西农村的崩溃》等论著。这些作品如实地反映甘肃农村在民国政府压迫下所处的萧条状态以及农民的悲惨生活，读来令人潸然。谷苞敏锐地指出当时河西农村的问题根子不是土地，而是高利贷。这一见解至今对我们探索中国河西农村问题有启发意义。这些文章不仅体现了谷苞的学术敏感性和洞察力，也表现谷苞对民众疾苦的深刻同情和人文关怀。当时解放区的电台专门广播了谷苞先生的河西农村调查的文章。正因为此，谷苞受到特务的攻击。为此，谷苞认识到在当时研究民族问题的艰难，也清醒地认识到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消除民族纠纷和实现民族团结的不可能。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社会调查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典范

       1949年8月，谷苞在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兵团领导徐光达司令和徐立清副政委的请求下，穿上军装，跟随王震将军进入新疆。在新疆的岁月里，谷苞先后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和新疆社科院工作，直至他在新疆社科院院长任上退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当时新疆省委领导下，谷苞先生和同事在各农牧区进行长达四年的社会调查。在调查期间，谷苞跟当地农牧民一起生活，近距离地交流，与人合作写出了许多翔实的调查报告，为党和政府当时试行土地改革等运动提供了坚实的智力基础。

       改革开放后，谷苞在西域各族文化交流、西北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和中华民族共同性理论等方面做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谷苞坚持贯彻党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民族团结政策，实现了他的学术研究为实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做贡献的愿望。

       1983年底，退休后的谷苞定居兰州。谷苞与费孝通先生的联系更加紧密，两人往来通信非常频繁。两位年过花甲的老人趁着改革的春风，本着为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贡献自己智力的老骥伏枥精神，继续从事民族地区调查和中华民族理论研究。

       费孝通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曾荣获北京市社科书籍特等奖，该书共有10篇论文，收录谷苞4篇民族研究方面的论文，其中就包括他的《论中华民族共同性》和《再论中华民族共同性》。可见，谷苞的论著在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所起到的作用。在与费孝通的沟通交流和启发下，通过阅读史料上对各民族友好交往的生动记载和体验现实中民族地区人们对幸福生活由衷赞美，谷苞从理论上有理有据地分析中国各民族对大一统思想的坚守和维护，经济上的共生互补，文化上交流互鉴，社会上相亲相爱。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不仅创造了灿烂多彩的社会文化，共同开发了祖国的美好山河，而且在交往互动中创造和维护着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谷苞用翔实的史料和扎实的社会调查资料说明中华民族共同性所具有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基础。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给谷苞的信中认为民族研究既要有充足的社会实践资料，又要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任继愈认为能做到这两点的人不多，而谷苞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且具有开创功劳的一位。这是对谷苞民族研究贡献的客观公允之评。

       谷苞在总结自己的社会调查经历时指出社会调查开始之前要努力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特别是有关历史观、民族观、宗教观等方面的基本知识，用来指导自己的调查研究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调查过程中则要有虚心向各民族群众学习的态度。正是如此，谷苞才能不断地从西北地区农牧民生活中获取学术养分，才能够从实地调查中正确认识经济、社会与民族交往之间的关联，才能够运用第一手资料和事实宣传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团结。纵观谷苞近百年的人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坚定不移地将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融合到他的学术生涯中，并为此做出了实际的贡献。